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! 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!”（《颜渊》）
宪问……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（《宪问》）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!”（《颜渊》）
通过上述对话，可以发现弟子们虽同是问仁，孔子对每人所答却均不相同，这当然是孔子因材施教，有针对性地作出回答。同时也说明孔子的仁有许多表现形态，同时这些形态间有一以贯之的东西。即是说，孔子的仁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形态各异的具体的仁的德行；二是一以贯之的具有普遍性的仁。这两层含义非常明显。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，同时却经常称赞某人在某行为上是仁，即是由此缘故。虽然孔子口中的仁各不相同，但却非杂乱无章而不可梳理，其中有孔子的核心思想在。经过一番辨析即可看出，孔子的仁最基本、最核心、最普遍的内涵，就是爱人，这基本已为学界所公认。“樊迟问仁，子曰爱人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在孔子看来，恭宽信敏惠等凡是涉及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德行，都是仁。这样的德目如礼、恭、敬、孝、勇、义、智、中、庸、和、悌、温、良、俭、让等，前人总结在《论语》中多达49种，即仁有兼涵诸德的意味。孔子对于仁的重视，及仁与其他德行的关系非常显明。当然，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，不是说其他观念相比较次，其实，在仁统摄下的诸般思想同仁一样重要，因为它们是一体的，自然无从分出轻重主次。其与智的关系亦作如是看。
孔子重仁亦同样重智。孔子用仁来统摄各种思想观念，以求再现上古三代美好的社会蓝图。然而，如何用仁这一核心观念作用于新的时代，则不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因为实践中涉及事事物物，需要具备与此相关的知识，没有知识的辅助是无法成仁的。例如，鲧与大禹治水，其心不可谓不忠，然而结果之所以大不同，当是二者对于水患的分析和认识深浅有关。孔子深明此义，故而在成仁的路上坚持终身学习。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…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（《为政》）孔子的一生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，之所以如此持之以恒，主要是因为他对仁智之间的关系洞悉透彻，早就立下学以成仁的志向。这极大地激发起他的学习兴趣，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（《述而》），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于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而好学则是为了闻道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（《里仁》）
孔子所学范围甚广，“博学于文”（《雍也》），因此他知识渊博，不仅是直接关于仁的知识，还有六经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文献典籍，六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各种专门技艺，孔子年轻时还从事过各种劳动，故多能鄙事。甚至孔子到陈国，对于肃慎人的箭的历史知识都能娓娓道来，更不用说他曾问礼于老聃，向郯国国君学习官职沿革的历史知识，向师襄学琴等，学无常师。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（《子张》）孔子晚年自道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（《述而》），正是自己带领弟子们不断努力学习的证明。“学而不厌”告诉我们，孔子对于知识的追求是何等的重视。孔子对智的重视，还表现在常以仁智并举。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（《雍也》）这是以形象的说法来说明仁知（智）之间的不同，但若照字面意思理解就错了。这里的知者应该是有仁德的智者，仁者应该是有智慧的仁者，即真正的智者必有仁，真正的仁者必有智，二者是同中之异。因为孔子反对只重仁或只重智，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。仁者敦厚，有如山之稳重，故乐山而好静。知者敏慧，有如水之变化，故乐水而好动。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”（《里仁》），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（《子罕》），也应如此理解。
二、知以辅仁、仁以导智
孔子重视智与仁的关系，是因为它直接关涉到仁的思想能否顺利践行。然而，二者之间其复杂邃密的关系，其详情到底若何，人们往往并不能充分把握，以至生出许多偏颇和歪曲的解释。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，也是孔子的理想追求，孔子对于仁极为重视，认为仁是不可须臾离的行为准则，即使在危难关头都不应违背仁。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里仁》）但时刻践行并遵循着仁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孔子终其一生，所认可的仁人就几位，微子、箕子、比干、伯夷、叔齐及管仲，甚至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，也只是认为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弟子日月至焉而已。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（《阳货》），孔子认为要成仁需要不断学习，所以对于仁与智的关系，孔子认为在成仁的时候，需要知的帮助，以智来辅仁，否则容易产生弊端而无成。“子曰：‘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?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居，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。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。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。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’”（《阳货》）只好仁而不好学，会有愚蠢的弊端，因为将会没有智的帮助。此处的好学，应包含学习和思考两个方面。如果学习知识而不知道思考，不能将所学经过思考化为自己所得，不能真正有效获取知识。反之亦然。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这就是孔子讲的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（《为政》）。所以，好学会学是君子成仁的重要条件，即知对仁有积极促成的一面，此之谓“知者利仁”。因此，《论语》中的知（智），有认识能力、普通知识和道德知识几层含义。前者，如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（《为政》）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”（《雍也》）。其二，是关于普通事物的知识，如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（《子罕》）第三种，是指道德知识，孔子曾谓“知者不惑”，“智者利仁”，“知者乐水”，在孔子看来，这是知的主旨。知利于成仁的最好例子是颜回，在孔门中颜回被认为最好学，“有颜渊者好学。”（《雍也》）“回也，闻一以知十。”颜回在仁的成就上也最大，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（《雍也》）。颜回不仅像孔子一样知识广博，其学习能力还非常突出，所得道德知识就十分可观。此即子夏所言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（《子张》）只重仁不重智，为孔子所不取；只重智不重仁，也非孔子所想。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；禹稷躬稼，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，南宫适出。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（《宪问》）因此，唯有像禹稷躬嫁这样仁智兼重，才是孔子心中理想的答案。若将其理解为仁智对立，二者取其一，而孔子选择德，或为后世尚德反智之始。
仁智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，智也需要仁的协助，否则也不能够完善，而最终不能成大智。尤其是在仁的协助下进行的智的实践活动，才能成为一种德行，而不纯是一种知识活动。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（智）？”（《里仁》）跟有仁德的人做邻居是最好的事，跟不仁的人做邻居，不能认为是智举。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真正的仁人知道什么人当爱，什么人当恶，好恶是有价值标准的，这标准便是建立在仁之上。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问知（智）。子曰：知人。樊迟未达。子曰：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乡也，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（智），子曰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，何谓也?子夏曰：富哉言乎!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孔子的“智”，在于知道如何分辨仁人，而这需要以知晓仁的内涵为前提。真正的智是在仁的协助下完成的。“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；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庄以涖之，则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涖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孔子是说，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，但不能以仁德保持它，即使得到，也一定会丧失。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，以仁德保持它，不用严肃态度来治理百姓，那么百姓就会不敬；凭借聪明才智得到它，以仁德保持它，能用严肃态度来治理百姓，但动员百姓时不照礼的要求，那也是不完善的。
仁智之间的辩证关系，除了上述以智辅仁而成仁的一面，和仁以导智遂成智的一面，还表现在二者进一步的互补与融合，合而为一，仁且智为圣，这是孔子所认可的人生最高境界。仁在智的帮助下才能够最终成仁，而智在仁的帮助下最终成为大智，二者统一在成圣这一最高德行过程中。在《论语》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:“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。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诸涂。谓孔子曰：来！予与尔言。曰：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曰：不可。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曰：不可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孔子曰：诺。吾将仕矣。”（《阳货》）孔子以仁且知为自己的追求，于是阳货以此来责难孔子，使孔子无言以对。这表明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这两项内容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与弟子讨论圣的含义时说：“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（《雍也》）“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修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?曰：修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?曰：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是犹病诸!”（《宪问》）己立立人，己达达人，这是仁者。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，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连尧舜那样的人实行起来都会觉得困难，可以说，仅有仁而无知，是无法做到如此境界的，仁且智才是圣。“昔者，子贡问于孔子曰：夫子圣矣乎?孔子曰：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，而教不倦也。子贡曰：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!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子贡以仁且智为圣来称赞孔子。仁且知，正是孔子做到仁和智而有大功于天下，从而成为圣人。圣之境界，在仁之上。“子曰：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?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公西华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（《述而》）孔子自认不能达到圣与仁，当是自谦，其弟子公西华却认为孔子正当受圣与仁的称号。其表现便是“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（《述而》）。宋儒朱熹认为只有孔子能做到仁与智兼备：“唯圣人兼仁知，故乐山乐水皆兼之。自圣人而下，成就各有偏处。”（《朱子语类第三十二·论语十四》）
三、圣与中庸
孔子仁智兼备是为圣。不过，仅处于道德知识的形态还未为圣，只有在实践中践行出来才成。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，总是告诉他们最切近的行仁方法，都是自己或前人总结的道德实践，然后由此提炼出来的知识或理论，所以孔子虽然所教如何成仁，此时都出之以知识的形态。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“请问之。”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（《阳货》）“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。”（《述而》）“文”指文化知识，“行”指社会实践，“忠”是忠诚，“信”即诚信。将所学忠实诚信地践行，关于仁的知识才能在行中完成。孔子所教的仁，虽然是孔子甚至前人践行的仁德，但此时尚以知识的形态，还未成为仁，成为仁还需要其他的条件，那就是践行。成仁需在事上磨炼，故需要有关此项事情的知识。所以，孔子及其弟子们成仁需要知识的帮助，这些知识既包括了各方面的德目，还包括践行方面的知识，而后才能成仁。
仁且智合而为圣的过程，就是以其仁与智造福于众人，即“博施于民，而能济众”的过程。如何才能做到得仁与智之中，即融合无间，使博施济众之功得以实现？这里有一种智慧在其中，即中庸。中庸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德行，孔子称之为至德。孔子说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极致，民众很久都不具有此德。对于中庸的理解，历代学者基本形成了三重含义。第一层就是用中，《礼记·中庸》讲道：“执其两端。用其中于民”。庸字即用。第二层含义是常道，郑玄注《礼记·中庸》“君子中庸”章说：“庸，常也。用中为常道也。”二程说：“不易之为庸”，“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第七）。第三层含义是平常。中庸的庸，还有平常的意思。朱熹注《中庸》，认为中庸之为德，“亦人所同得，初无难事”。何晏注《论语》“中庸之为德也”章也说：“庸，常也。中和可常行之德也。”《礼记·中庸》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一句，谓由中庸以达高明，这个中庸，正是平常的意思。这样，执两用中，用中为常道，中和可常行，这是互相关联的三层含义。孔子提出中庸时候所说的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（《雍也》）孔子似乎是将这三种含义贯通来讲的。
在成圣的过程中，中庸的作用体现在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的方法论，此时中庸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知识，与仁智一起参与成圣的实践。孔子这种做事的方法，就是特别强调做事的分寸，“过”和“不及”都要尽力避免。“子贡曰：‘师与商也孰贤？’子曰：‘师也过，商也不及’。曰：‘然则师愈与？’子曰：‘过犹不及’。”（《先进》）“子路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’冉有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闻斯行之。’公西华曰：‘由也问闻斯行诸’，子曰，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：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子曰：‘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’。”（《先进》）这种用中的理念在《论语》中处处皆是，并被孔子升级为至德，从而更应在生活中常用常行。仁智要转而为圣，就需要在博施济众的施政中调和仁智，使其各自发挥作用无过和不及。孔子就曾称赞舜善用中庸：“子曰：舜其大知（智）也与!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其斯以为舜乎!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孔子说：“舜可以算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吧！舜喜欢向别人请教，又善于审查身边的言论，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，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，并且把众论中之过与不及的加以折中。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。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！”舜为大仁天下皆知，孔子还称赞其有大智，其大智不仅包括好问而好察迩言，还包含中庸这种方法，能在治国中将仁与智用得恰到好处。一旦践行成功，中庸与仁智一起转而为圣，成为与圣一样高的德行。因此，中庸是孔子心中的至德，这是从成圣的角度来讲。如果不能用中庸调节好仁智，则成圣断无可能。鲁大夫臧武仲因得罪孟孙氏而流亡国外，孔子对此评论道：“知（智）之难也。有臧武仲之知（智），而不容于鲁国，抑有由也，作不顺而施不恕也。《夏书》曰：念兹在兹，顺事恕施也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）臧武仲是有名的智者，其对于仁和智都能有相当的知识，但他却不会“顺事”，即按事情发展来将事情做得恰当，同时不会恰当地实行“恕施”，即推行恕德，最终落到这个下场。可见，要能有智而无难，必须做到合理运用仁和智。像臧武仲不会用中庸，结果导致仁与智俱失，其下场如此，则不难理解。顺事恕施，在此便是恰当地运用智和仁，使其合二为一，也即为圣。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（《宪问》）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，说：“先生他不说、不笑、不取钱财，是真的吗？”公明贾回答道：“这是告诉你话的那个人的过错。先生他到该说时才说，因此别人不厌恶他说话；快乐时才笑，因此别人不厌恶他笑；合于礼要求的财利他才取，因此别人不厌恶他取。”孔子说：“原来这样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”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（《季氏》）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，叫做急躁；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，叫做隐瞒；不看对方的脸色变化，贸然信口开河，叫做闭着眼睛瞎说。这三种毛病都是没有把握说话的时机。因此，中庸与仁知三者缺一不可，缺中庸做事不能恰当，这已非常明显。但缺其他两者也不可。仁而无知，动机虽好，却善而不中，做事效果不会好。知而不仁，行为虽中，但却不是善的。
在具备仁和智后，能否合而成圣，还要会审时度势，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，不断调整践行仁和智的行为，使之适中合度，这是一种动态的用中。孔子说: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（《子罕》）意思是：可以一起学习的人，未必都能学到道；能够学到道的人，未必能够坚守道；能够坚守道的人，未必能够随机应变。这是孔子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主体行为的方法——权变。孔子本人便体现出这一特点。“子曰：‘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’谓：‘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’谓：‘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。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’”（《微子》）孔子对伯夷等人都持肯定态度，但对他们又有偏于一格的微词。孔子自己行事无定式，要根据客观事物发展情形而定，无可无不可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孔子“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处而处，可以仕而仕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。孟子曾称伯夷为“圣之清”者，伊尹为“圣之任”者，柳下惠为“圣之和”者，孔子则是“圣之时”者。所谓“圣之时”者，是说孔子不拘守清、任、和之中的某一种，他会审时度势，当清则清，当任则任，当和则和，所以孔子虽不拘守清、任、和之一种，却又集清、任、和为一身。孔子的“圣之时”，决不是无原则的左右摇摆，而是在坚守原则下的时中。这样一来，中庸便是常与变的统一。中庸行仁的方向不可变，但可以根据时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具体的行为。然而，孔子遗憾地发现，这个以用中为最佳状态的正道，却总是不能为常人准确把握。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孔子把人分成三等：智者贤者，愚者不肖者，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人。上者追求过高，下者所见过低，只有中间之人能行中庸之道。于是，相比起来，智者反而不智，贤者反而不贤，中庸之人反而成大智大贤。恐怕这也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原因所在。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遂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（《子罕》）颜渊喟然叹道:“孔夫子的道理，越仰望越显得高远，越研钻它越显得坚固，看它好像在前面，一忽又像在后面。夫子循着次序一步步诱道我；先教我博学文章典籍，然后要我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。我想停止不学了也不可能，已经用尽我的才力，而夫子的道依然卓立在我的面前，我想再追从上去，但总感到无路可追从上去。”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，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（《子张》）颜渊和子贡对于孔子这种动态的中，总有一种无从把握的感叹，这恐怕就是孔子将仁智用到极致合二为一的结果。
四、余论
孔子的仁智思想内涵丰富，对后世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孔子首先确立其核心概念“仁”，而后以智助仁、以仁导智，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，赋予不可分离的性质，形成了他的仁智合一的思想，并进一步提出仁且智为圣的主张，为治国理政提供圣人智慧。然而，后人却在发展这些思想时逐渐产生偏差，如智，孔子认为它不仅是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，也是对是非善恶的辨别。后人在此却更加强调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，而不是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力。孟子开始倾向于此，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到《大学》提出格物致知，但这是为诚心、正意做准备，智被进一步纳入道德之中。宋儒的尊德性和道问学更是将其大为发展。经过后来长期的发展演变，直至完全成为道德上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，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已无多少关系。而失去了知之认识事物发展规律一端，仁与智更难以结合而为圣。虽然孔子强调仁智合一，但对于智却是给予充分尊重，注意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，强调在顺从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，在实践中才能恰当地达到仁与智的结合。对于今天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，特别是道德与科学的关系问题，在阐明孔子的仁智思想后当会有一更真切的认识。西方在对待仁与智的关系问题上，提出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解决方式。最早提出仁智关系的苏格拉底认为：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。”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：《古希腊罗马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，第164页）道德成为了知识的派生物，这成为西方思想史一个基本倾向。虽然这样的西方文化产生了科学，但却也导致近代以来道德问题丛生。如今，我们发展科学绝不能全盘接纳西学，而应在借鉴西方智的传统基础上，与中国传统的自身发展结合起来，走中西相互融合的道路。其结合的方式，则应遵循孔子所奠定仁智合一的思想，即在充分学习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，恰当地践行仁的各项准则，这是目前看来处理仁智关系的上佳方案。
原载：《孔子文化》季刊
作者：法帅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
编辑：孔勇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